博士卧底 忆那些与性有关的日子(图)

　　让我们假设你在这样的场所做论文：不是充满化学试剂气味的实验室，而是着、和的；不是体面斯文的教授左右指导，而是男欢女爱的刺激表演；没有文绉绉的学术研讨，却有火辣辣的打情骂俏。

　　没错，在任何地方，以上描述都会被认为是指向易及其场所。尤其在中国，与之相关的、、性伴侣等名词更是公开场合避之不及的话题。然而有人不仅大大方方地谈论，而且还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

　　去年春天，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方刚，专门到深圳一家，花费两个月的时间研究男公关。一年后，以此为题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随后被披露成《博士卧底深圳写论文》，在网上一时成为焦点。

　　许多人用“低级庸俗”或“哗众取宠”等言辞进行质疑。一位新浪网友直言道：“这是科学研究的。”另一位则说：“鬼才知道他是为了写论文去卧底，还是为了卧底才写论文。”

　　但处于风暴中心的当事人却显得相当平静。“我都习惯了。”坐在布满暖色调家具的家中，方刚有些调侃地说，“让我在骂声中茁壮成长吧！”

　　事实上，这位性学研究者一直承受着各种压力。正如社科院社会所所长王爱丽所说，“人们常常把研究和研究者的人品相联系，这是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中叶，方刚第一本性学调查《同性恋在中国》问世后，他就被人传为同性恋者。在被透社等国外新闻机构报道之后，他又因“被海外利用”而辞职。一时间，方刚的名字上了出版社的“”，月收入从7000元下降至不到1000元。

　　几年后，这本书还为他惹来一场官司。法院一审判决中有关同性恋是性的说法引发同性恋社区的强烈反对；二审判决中，法庭取消了同性恋是性的说法。在方刚看来，法院摒弃了把同性恋化的说辞，这标志着同性恋化在法律层面的终结。

　　事实上，这个文学青年的最初梦想是成为作家。大学毕业后，他首选的职业是《天津工人报》的记者，希望借此创作之。

　　1993年，在的某处角落里，小方第一次注意到一则有关同性恋的新闻。其时，一个同性恋组织在西单的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被称为中国同性恋公开化的标志。出于好奇，他开始在天津寻访这一特殊群体。

　　和大多数人一样，这个年轻人曾经把“性”视为禁忌话题，尽管当时他已经结婚了。结果第一次访问就尴尬。在街边的小餐馆里，一个同性恋者拿起根筷子比画着，大声对方刚说：“哎，你的有这个长吗？”

　　这让方刚大吃一惊。这个“正经人”从不知道性可以这样公开地谈论。也因此，他连续失眠几天。但隐约中他“觉得有几分畅快”，慢慢地他改变了“性是的”看法。

　　谈及这一转变，方刚自称十分自然。这个有着一位被打成“”的父亲、童年受尽的孩子，一直把自己归为，就像那些因为性被歧视的人群一样。

　　无论针对哪种性群体，他的口头禅总是：“我们都一样。”第一次跟同性恋者接触，方刚也曾有过害怕，但“一见面就消除了”。“大家都是普通人，只是在某一方面不一样罢了。”他淡然道。

　　在他天蓝色的书柜里，摆放着10多年来写的50本著作，内容集中在性伙伴、外遇、变性人等线本是在或出版的。后，方刚一度研究起了动物，直至后来转向理论研究。

　　男性性工作者是他最近关注的人群。得知他这一想法后，很多人认定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学们他说，这种题材可能导致无法毕业。老师提醒注意安全：“那可是啊，一不小心就断条胳膊。”

　　方刚本人也有几分担忧。“但我太想成功了。”他分析说。作为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兴群体，男性性工作者始终是理论研究的空白。尤其是在一个固定场所进行定点观察，更是前所未有。

　　一年半以前，他先后在搜狐等网站的BBS发布公告，寻求帮助。同时委托新浪博客的管理员，将这个帖子挂在首页。由于在圈内有些名气，不久便有六七人回信。经过多次碰壁后，方刚终于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进入深圳一家。

　　随后的经历证明之前的担忧纯属多余。由于大方吐露身份，男公关们不但没有和这位来的博士生拉开距离，反而产生了“学历高有什么用，还不如我们有钱”的优越感。尤其当他们得知他的研究目的后，还有人主动带领他到其他观摩。

　　唯一令这个书生难以抵挡的是应酬。为了回避这些，方刚不得不说自己19岁时患上痔疮，无论烟酒都会导致流血。他还很“哥们儿”地请客吃饭。在这家，一个普通包间的消费起码上千元。不到两个月，方刚从一家民间性学组织获取的3万元资助经费就被花得一干二净，他还不得不自掏腰包1万元。

　　这笔开销成为备受网民的另一焦点。许多人气冲冲地说：“花国家的钱，竟然做这样的研究。”这让方刚感到无奈，几乎面对每位记者，他都要解释说：“第一我没花国家的钱，第二我的研究很认真。”

　　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住在不足30平方米的一居室里。每天六点半上班，近距离观察男公关。一旦听到好故事就跑到洗手间，写在随身携带的纸条上。凌晨一两点下班后，他还要回家整理笔记。

　　在方刚长达18万字的论文中，能够发现不少男公关们倾吐的肺腑之语。从童年往事到家庭背景，甚至交易的细节，都袒露无遗。

　　方刚将此总结为“以心换心”。在做“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调查”时，他就曾经跟受访者坐在一间大屋子里，一聊就是整个晚上。有时候，他说的比对方还多，包括自己的隐私。不少访问对象多年后还念念不忘，向他咨询情感问题。一位受访者说：“方刚你把我们生命中最难碰触的东西挖掘出来了，这真是无情的真实！”

　　平等和宽容是他的原则。曾经有记者对男性公关的状态感到好奇，诸如是否可怜、悲惨、压抑等等。这种定性让方刚很不高兴，他一度中断了那次采访，并再三强调：“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是职业不同。”

　　不过这样的很多人并不接受。和外人打交道时，一听说他的研究方向，对方常常变了脸色，并拖长了语调说：“哦？是嘛！”也有人一边感慨这份工作的艰辛，一边询问他如何才能在里洁身自好。更有一位挚友，拍着大腿感叹：“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本来还有可能成为文学家！”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性学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甚至被不少专家视为“下三滥”。即便在性学界，方刚的研究也并非主流。按照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孟宪武的说法，“阳光的研究比如生殖健康、如何预防青少年早恋等等，方刚的显然属于面。”

　　如今身为林业大学心理系的，方刚常常会在课堂上邀请“性”现身。因为这位39岁的学者相信，人们对这些性群体的恐惧“主要是因为”。据说，这门名为“女性心理学”的课程拥有诸多“粉丝”，其中有一半是来旁听的。

　　有人因此改变了固有的看法。一名女生在博客上写下题为《有一种爱叫同性恋》的文章，不无惊讶地说：“看着她很从容地，说自己是一个‘拉拉’时，我间觉得像是深藏在书本里的人突然活了过来……再瞧她的举手投足间的稳重劲，不用说她这样的青春一定是很丰富的……随手开了一个玩笑，赐给她们一种比较特别的爱情。”

　　每每谈及此，方刚原本急促的语气就会舒缓下来。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学者，在每句话之前喜欢加一句“我觉得”或“我认为”，显得颇为文雅。这与他种种大胆的话题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谷歌上以“方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出来的结果大多是“姐弟恋”、“性爱技巧”、“小姐”之类的内容。

　　“我谈性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研究。”这位学者十分严肃地纠正道。难以想象，他私底下听到笑话时会坐立不安，甚至还会脸红。

　　眼下，这位性学博士还在为自己的最新研究寻找出版社。对于男性性工作者这一题材，许多业界人士透露根本没有可能出版，因为“太过”。这几天，相继有采访过他的记者打来电话，表示他们的歉意，因为采访他的稿子最终给“毙了”，“说是话题太庸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