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的价值与限制

　　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评审委员马悦然在接受作家向阳访问时，曾经提到一九六八年选出得者的经过。马悦然要借这个例子来说明：诺贝尔文学的评审过程很谨慎的，尤其面对从看去很陌生的领域、很陌生的国家，更加谨慎。

　　他提到，那一年诺贝尔文学评审特别去请教了三位鼎鼎大名的专家。一位是哈佛大学的“日本通”希贝特（Howard S. Hibbett）教授，另一个是对日本文学有着高深造诣的唐纳金（Donald Keene），唐纳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战后在日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唐纳金深到可以用日文写日本文学史，在日本出版。他长期在日本的上有连载的专栏，讲的日本史题材。另外一位他们询问的文学专家，是跟世界互动频繁的伊藤整。他们问这三个人：“当代还在写作的日本作家中，谁最好？谁最了不起？”希贝特回答：一个是谷崎润一郎，一个是川端康成。唐纳金也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年轻一点的三岛由纪夫，一个是老一点的川端康成。伊藤整的答案则是：“我心中只有一个名字，就是川端康成。”因为这三个人的意见，诺贝尔文学的结果就很清楚了。

　　照理说，诺贝尔文学评审委员会去挑选、然后经过讨论，才能决定谁的成就最高，谁最适合成为诺贝尔文学的得主。可是从马悦然的描述，我们清楚地知道，当年的诺贝尔文学评审委员，是先决定要颁给一位日本的作家，然后才从日本的作家中找出一位最合适的获者。为什么要颁给日本作家？显然是当年文学院对于日本快速兴起局势的呼应。

　　那为什么当年的获者又会是川端康成呢？为什么希伯特、唐纳金以及伊藤整，都选了川端康成？因为他们知道诺贝尔文学不仅要选一个日本最好的作家，还要选一个最日本的作家。

　　川端康成之所以能够代表日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他是一位战后有意识地重建“日本美”的作家。川端康成在一九年出生，几乎跟二十世纪同寿。他亲历了日本从战前军国主义的骄傲、霸气，到战后的，甚至怯懦。在一九四五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川端康成说：“战争结束之后，对我而言就是余生。”尽管那一年他只有四十六岁。他又说，要以余生奉献于日本的传统之美。所以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很清楚的、美学上的民族自觉。

　　川端康成写作的养成过程，其实受到很大的影响。可是一九四五年之后，他很明白地将自己与日本传统之美连结在一起。尽可能地排除、或至少尽可能地融合他过去从所学到的写作技巧，用以表达、捕捉日本的传统之美。再明显不过的例子，是他在一九六八年得了诺贝尔文学之后，到领时的经典。那篇的标题是“日本之美与我”。川端康成戏剧性地将自己放在日本传统底下，否认了日本受影响的复杂性。川端康成彷佛在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我所有的好处都是来自于日本文化的传统。

　　川端康成的例子，大有助于我们看清诺贝尔文学的特殊价值，同时也是其局限之所在。诺贝尔文学偏爱鲜明的民族风格，通过作家的作品最好可以让人一眼认出作家所属民族、社会的特性。借着这样的选择原则，诺贝尔文学此次看重并褒莫言的书写，也正是遵循着这样的选择原则。诺贝尔文学评审委员会今后当然可以继续他们评的游戏规则，但若能更重视普遍的文学主题与关怀，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