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地方 开放政策的新径

　　通过积极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承接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环节转移，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产业升级与经济起飞。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已经悄然改变。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试图重新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如近期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强调在华投资不公平而提出的301调查涉及对外资所有权、以求技术转让为进入市场的条件、偏向本国民营企业、被要求技术转让、鼓励国内供应商、以行业政策目标来审批投资、对内外资法律不一致、通过对外投资政策获取技术、知识产度不足、以产业政策指导对外投资等方面，其矛头直指中国潜在的竞争力源泉——“中国制造2025”。因而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开放面临着愈加明显的中战略竞争与制度摩擦，传统外资外贸战略及发展径已难以为继，地方开放政策面临新的课题，需要思考新思、开辟新径。

　　扩大开放是道，国家利益是原则。在要素流动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仍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寻求进步和发展的必要途径。然而，就国家“参照最高标准扩大开放”的要求而言，其最高标准来自发达市场经济高度竞争原则，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发展导向体制。此外，高标准市场开放包含体制与价值观等意识形态要求，因而该标准绝非纯粹经济问题。地方在扩大开放过程中必须以可控性为条件，尤其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开放必须以为底线。

　　技术进步与产业创新的引资方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有更可靠的产品质量，毋庸置疑其核心仍然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然而近期中美贸易争端显示，以市场准入、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全球投资并购、吸引海外人才等为，中国促进产业升级的外资战略到不公平贸易报复。由此，地方新一轮外资政策应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交易的市场，提高对各类知识产权的力度，强化司法程序市场；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确保合资合作与外资的国民待遇原则；进一步中资企业对外合资合作的权益；对内外资企业一致的反垄断政策，绿色发展内外资一致原则。

　　以创造制度性开放替代政策性开放传统。近期中美贸易争端的背后实质是中国与国家的制度性矛盾。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所谓理由包括货币可兑换程度、工资可谈判程度、外国投资、对生产资料保有大量所有权、决定资源配置、法律制度成为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工具等等，而以上领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与制度体系的制度摩擦所在。在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与制度基础上，地方新一轮开放中仍以继续深化体制机制，积极推动和形成制度性的开放，在知识产权、采购、国有垄断、市场等方面加快与国际规则并轨。同时，进一步转变职能，增强各级的政策透明度与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