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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乘风破浪》影评:“小镇青年”的影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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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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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风破浪》借用怀旧消费叙事的套,在青年时光回眸中进行青春梦想绽放与无奈现实的对比,并由此传达出一种悲观意识:面对以父权和为代表的支配性文化,青年们终究难以实现人生的“叛逃” 。

  近年来,随着到影院观影逐渐成为春节“新民俗” ,春节档也已发展为国内电影票房市场的“兵家必争之地” 。进入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自然寄望于该档期能够在“返乡青年”与“留守青年”的合力作用下,再次展现本土市场令人的电影文化消费能力。国内电影领域的各大资本纷纷逐鹿春节档,中影、万达等投资《西游伏妖篇》 ,光线、猫眼等参与出品《大闹天竺》 ,亭东影业与博纳影业合作《乘风破浪》 ,耀莱影视领投《功夫瑜伽》 。如今,国内电影人角逐资本游戏的技巧愈发高超,也借此推动了票房高企,有数据显示,在预售、票补等多种营销手段的配合下,今年大年初一创下8 . 02亿元的单日票房纪录。

  纵观这个颇为“拥挤”的春节档,上述几部作品中不乏票房优异但风评差劣者。以豆瓣电影评分为例, 《西游伏妖篇》 《大闹天竺》《功夫瑜伽》得分均低于6分,唯有韩寒执导的《乘风破浪》拿到6 . 9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一众产业大数据纷纷将“小镇青年”列为潜力无限的新一代市场主体。青年观众是电影消费者的主要构成群体,如何在银幕上建构青年形象、反映甚至引领青年文化是电影创作难以避免的重要命题。但是,单从题材角度分析,上述作品中唯有《乘风破浪》尝试梳理小镇青年们的成长脉络,并试图由此实现与目标受众的情感勾连。而前三部作品分别是对“西游”叙事、“囧”式公片和夺宝喜剧片的再度开发和挖掘,过度注重IP的续写和仿制,部分受众可能会因为类似影像的不断重复而产生审美疲劳之感。

  《乘风破浪》借鉴了陈可辛于1993年执导的《新难兄难弟》的基本叙事框架与父子和解的主题。《乘风破浪》与《西游伏妖篇》等三部作品的题材创制策略并无二致,但是在具体实施层面却稍显狡黠,部分青少年受众或许从未听闻过《新难兄难弟》这部作品,自然不会产生视觉上的似曾相识之感,更罔论将这种模式拷贝视为影片的减分项。

  《乘风破浪》与《新难兄难弟》均采用了父子失和——意外穿越——子认同父——回到现实(父子和解)的基本叙事脉络。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两部影片均在剧情循序推进的过程中,逐步外露出强烈的父权主导意识。在时空跃动这一“兔子洞”的前端,最强烈的矛盾冲突源自于子辈的弑父情节,而在另一端,子辈却又必须在经历过虚妄时空中力比多的之后,无条件地于父辈的价值观念。这两部影片的不同之处在于, 《新难兄难弟》中儿子楚原最终认同的是父亲作为“管”地带中的社区或曰平民英雄的社会身份,而《乘风破浪》中徐太浪与其父徐正太共同心向往之的却是为恪守江湖、热衷复仇等行为的民间侠客,而在和平年代,后者更为准确的身份描述理应是。

  从强硬的反叛到无奈的理解,长大的“门票”正是青年群体棱角的消失与主体意识的淡化。之所以说《乘风破浪》中青年文化与支配性文化的和解是想象性的,其中缘由在于青年群体并未通过怀旧叙事或者仪式、符号层面的抵抗,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物关系或者社会地位的变更。吊诡之处在于,这两部影片中的父亲楚帆与徐正太并非模范家长,前者常常仗义疏财致使家中穷困,后者更是动辄对儿子徐太浪施行,这些能够致使日常生活“脱轨”的核心矛盾尚未得以化解,父子和解似乎为时尚早。

  《乘风破浪》着意渲染了父辈与子辈之间想象性的和解,同样的文化意识曾在《童梦奇缘》 《重返20岁》等幻想题材电影中得到反复筑垒。 《童梦奇缘》中,离家出走的儿子在神奇药水的助力下一夕之间长成大人模样,随后在与父亲的交流中知悉其“童心”所在,并了解其“无奈”出轨的原因是现实生活压力所迫。 《重返20岁》将毒舌、挑剔、任性的奶奶沈梦君刻画成导致家庭、朋友争端的“祸源” 。世代之间的隔膜看似难以穿透,影片只好通过摄影术为沈梦君召回年轻的身体,并且任由她按照年轻时期的口味喜好来孙子项前进的音乐和穿着,前进等人面对被长辈复活的青年文化毫无抵抗能力,两种青年文化竟然毫无阻隔地融洽相处。影片结尾处,沈梦君为救前进自己的青春年华,家庭之母的献身成为破解一切风浪的理由,由此隐喻母亲为哺育子辈所作出的巨大。这些影片没能回答的问题是,当青年群体面对业已“犯规”的长辈的管制,难道必定要在父母的约束下乖乖从命?抑或者,是否存在建立子辈与父辈协商对话机制的可能性?

  作为分析学中弑父情结的“双生花” ,恋母情结同样在《乘风破浪》中得到呈现。徐太浪不仅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试图追求自己的母亲,还在她怀孕后代行父亲职责,探听胎儿动静。如果说,徐太浪在归附父权的过程中,还曾进行过仪式性的抵抗与反叛;那么,小花对夫权的依赖和从属几乎是无条件的,她甚至如同母亲一般迁就着“孩子”一样的徐正太。如此看来,女权主义者们影片主题曲《男子汉宣言》有“直男癌”之嫌,也不无道理。影片结尾处,徐正太父子以复仇为名再度离孕的小花,更加证明影片试图将女性建构为接纳男性情感的一种象征符号。因此小花的死亡,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青春时代的散场与终结。

  春风街与亭林镇,是《新难兄难弟》与《乘风破浪》浓墨重彩建构起来的乌托邦空间,也是留存于大众集体文化记忆中的时代“飞地” 。相较之下,春风街与《七十二家房客》中的旧式庭院、 《功夫》里的“猪笼城寨”同样带有旧上海时代的文化印记,而亭林镇则映射出上世纪90年代流行文化涂抹下城镇的普遍色彩。这两处象征性空间同样面临着被拆除的时代宿命,楚帆父子曾在混乱的时代春风街免遭染指,但也尝试过顺遂社会发展趋势更新其面貌;徐正太父子更看重亭林镇上的厅、挚爱歌舞厅所具备的象征意味,他们试图的是信息欠发达时代的纯真情感与文化记忆。最终,众人无力物质资本对在地文化空间的,青年群体与、经济权威之间并不存在“议价”的可能性,这也是彼时父与子共同经历的体验。

  《乘风破浪》借用怀旧消费叙事的套,在青年时光回眸中进行青春梦想绽放与无奈现实的对比,并由此传达出一种悲观意识:面对以父权和为代表的支配性文化,青年们终究难以实现人生的“叛逃” 。正如影片中插曲所谱写的:“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清的春来冬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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