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其人其事：写出中国性学的现代开山之作

　　高罗佩的著述，有人做过统计，涉及语言、教、民俗、美术、文学、音乐等等门类，其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堪称代表作者，为《琴道》、《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后二者的诞生也许出于偶然，却是中国性学的现代开山之作，均已译为中文梓行；前者是第一部介绍古琴艺术的西文专著，迄未见有译本。

　　胡文辉兄著《现代学林点将录》，于高罗佩其人其学的概括极为精当：“作为个人，高氏最处，尚不在其中国知识的博洽，而在其中国文化素养的全面。一般汉学家，能读汉字未必能说汉语，能说汉语未必能写中文，而高氏不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诗词吟咏亦已入流；文学以外，书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师指点。其通才绝艺，俨然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遗风，不仅非任何汉学家所能及，在现代中国人之中亦属罕有。而且，他身为西国官员，下笔每称‘吾华’如何，开口即道‘在我们汉朝的时候’或‘我们中国在唐朝’之类，更堪称最中国化的汉学家；若有继陈垣而作《现代西华化考》者，自不可无此公也。”他这样的趣味与素养，注定了他不可能在某一项领域皓首穷经，而只能在游艺之余，兴之所至，发而为文。这样的著述动机，亦纯然是“吾华”文人的，而非现代学者的。

　　如果仅看高罗佩的旧诗、古文、书法、绘画，谁都不会想到，他竟然是一位高鼻深目的人。不过，诗文书画之类对旧式文人来说是看家本领，新派人物亦不乏个中能手；而古琴，即使在多数文人中，也算得上一门珍秘而稀罕的高雅技艺———据《今虞琴刊》的统计，抗战爆发前夕全国能操缦者不足三百。因此，古琴为高罗佩赢得的关注委实不可低估，他所留下的中文资料多见之于琴人，亦非毫无缘由。可以想象，抗战后期，当高罗佩以中国传统文人的姿态悠游于陪都重庆，中国文人学者不仅有引为同调与知音的欢喜，也不无斯文未灭的安慰。而他搜集清初东皋禅师资料，原本只是留意古琴在日本的流传史，却为中国学人发掘出东皋抗清失败而东渡的秘辛，以标榜忠义———这一抗战期间的现实需求，竟然也是由闲情逸致而不经意得之的。

　　高罗佩的诗文书画难得一见，琴学性学著述知道的人则多些，但如今一般读者记忆中的高罗佩，多半与他写的狄公案系列小说联系在一起。写过小说的汉学家不止高罗佩，但以小说而赢得广泛声誉的，唯有高罗佩一人而已。后人编辑的高氏著作目录，以狄公案系列小说单独作为一项，与其所著译之书、单篇文章并列，大约以为非关学术。但是，这批小说既然以唐代为背景，以狄公为主人公，便处处难脱中国的历史文化、民俗法律，似是而非固然免不了，没有一定的汉学功底却也寸步难行；何况对高罗佩本人来说，无论是学术还是小说，他所想表达的趣味恐怕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近30年来，高氏所著狄公案在中国本土一再刊行，且多次翻拍为影视作品，风头远胜于数百年来中国作家所创作的各种长短不一的狄公探案故事。高罗佩地下有知，按他的个性，不知道会得意成什么样。

　　高罗佩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又遭逢战乱频仍的年代，接着天地玄黄，江山易手，在中国，人们对这位“帝国主义”自然不愿涉及，比较重要的记述多见于，其中以陈之迈所写的长文《荷兰高罗佩》(1968年11、12月，1969年1月连载于台北《传记文学》总第78、79、80期)最为详尽。陈之迈从事外交，是高罗佩的同行，又是高罗佩的友人，他的这份记录堪称全面而权威。40年来，几乎所有介绍高罗佩的文字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取材，甚至改写倒卖。时至今日，其内容固已多为人知，但作为第一手材料，其价值仍不可替代，亦有介绍给读者的必要。

　　《高罗佩事辑》这本即将在2011年新年出版的小书，属于“海豚书馆”系列之一，汇编了目前所见的他人所写涉及高罗佩的第一手中文资料。也就是说，高罗佩自己的中文作品(如《〈琴道〉后序》、《〈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自序》)以及涉及他的外文资料(如未译成中文的英文传记，或已经译为中文的岸边成雄《江户琴士探源》)，皆不在此列；而西人的回忆，只要是直接以中文写成，如蒲乐道(John Blofeld)《老蒲游记》中的片段，亦予搜罗。

　　今岁正值高罗佩诞辰百年，谨以此文和《高罗佩事辑》，纪念这位在上入籍“吾华”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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