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性学家不需要太多勇气

　　近日，著名学者江晓原新推出了学术随笔集《性学五章》，这是江晓原写的第5部性学作品，将在本月开幕的上海书展首发。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介入性学研究，江晓原很偶然地成为中国性学研究的者和参与者。

　　这位外表儒雅、说话慢条斯理、思维缜密的学者，让人很难全面概括：他本科读物理，研究生读天文学史，曾经是上海天文台最年轻的研究员，如今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他用游戏心态做性学研究，写下第一篇论文《中国十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最初目的不过想“震一震”师兄，却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正面研究房中术的文章。

　　他读书、藏书，淘碟、评碟，无论话题进入哪个领域，都能娓娓道来。“正业”与“不务正业”，在江晓原身上没有明显的界线，人们常常吃惊，他怎么可以做这么多事，写那么多书（至今已出书70余种）。而所有身份中，他的性学家身份，最容易让人有意无意地提起。

　　1982年，江晓原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研究生，身边的很多大龄师兄长期过着两地分居生活，经常谈性作为排遣，在江晓原面前笑称“过来之人”。当时有同学借来一部《双槑景闇丛书》，江晓原出于游戏心态读后，产生了写一篇性学论文的想法。江晓原有深厚的旧学根底，翻阅古书资料写论文，难不倒他。1986年，首篇性学论文《中国十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发表后，引起了轰动，导致当年首发该文的《大自然探索》，在资料室常常被偷，或被人撕掉几页。

　　后来，有出版社找江晓原写性学方面的书，江晓原说“手痒”，便写了一本《性在古代中国》，很快就有第二家出版社找上门来，他“没忍住”，又写了一本《中国人的性神秘》。

　　中国性学会筹备发起时，江晓原也是发起人之一。而他去开自然科学的学术会议，人们也常常想起他的性学家身份。渐渐地，性学研究这件事开始弄得“认真”起来。

　　当年，导师席泽院士虽劝江晓原以科学史研究为主，但从未过他搞性学研究，这份宽容让江晓原今天想起仍十分。本以为江晓原做性学研究的过程中，可能遭过许多非议，尤其在上世纪十年代。但江晓原说，自己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需要太多的勇气，一切都很自然。在上海天文台工作时，国外寄来春宫图的书，封面就是裸女，他坦然地到收发室去取，也没听过什么闲言碎语。

　　让江晓原觉得好玩的是，自己先后出了70多本书，但其中最畅销、也常常被盗版却是两本性学著作：《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种文化解释》。

　　写《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时，江晓原曾做过一抽屉的索引卡片。本来，江晓原有个宏大的“性学三部曲”计划，没想到自己后来会变得越来越忙，计划一搁置就是20年。江晓原说，《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是这三部曲的第三部，估计两部“前传”得等到自己退休后才能完成了。

　　江晓原写的性学作品，有的是纯粹的学术专著，有的是有趣、好玩的大众文本。这一特点在新出版的《性学五章》中，也体现得很充分，比如“《天地交欢大乐赋》发微”、“高罗佩《秘戏图考》与《房内考》之得失及有关问题”等学术文章，以及“伟哥十周年”、“乳房的历史”等大众文本。

　　《性学五章》收录了江晓原从1991年至2011年探讨性文化的文章，由诗经讲起，包括《诗》、《书》、《画》、《药》、《人》五个篇章，涉及艳情诗、同性恋、房中术、避孕、伟哥等，探讨性文化背后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该书封面的小图，是江晓原在江南小镇游玩时，在边买的一张剪纸，与有触感的书封搭配在一起，既香艳，又典雅。

　　江晓原介绍，1949年之后，性学在中国的状况一直是受的，长期依附于医学下面，空间、发展空间都很受约束。之后，这个终于被打破，1994年，中国性学会终于被批准为国家一级学会。学术成了性学坚冰的最重要手段，让人看到性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性学是交叉学科，在中国能够公开进行研究和，时间也不长，如今仍有许多和误区。与以前相比，国人今天的性态度虽算，但似乎仍比唐代多一些。古人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以前，我们常认为性解放是“舶来品”，其实，经典里对性是持宽容态度的。

　　人们常常认为，古人在性观念上，就是“男女授受不亲”、“从一而终”之类。其实在唐朝以前，性观念一直比较。直到礼教盛行的宋代之后，中国人在落后的观念压抑下，才出现了性科学的扭曲。

　　对于性的态度，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江晓原认为，在不他人利益、不于人的前提下，人们对性应持宽容态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地区，正确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性观念不能脱离时空，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对的标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孤独的性，的性，文化的性，永远保持着一种让人们无法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