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的错觉：日本军人如何染上武士幻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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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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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中国人和美国人，这两个在二战中与日本作战的两个最主要的国家的国民，谈到日本帝国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活动时，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将其与“武士道”联系在一起，前者的看法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为代表，后者则因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菊与刀》而几乎成为世界范围内的。

　　中国视武士道为日本侵华的思想根源，美国则以相似的态度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民族性格工程，战败的人和日本人成了美国人手中的白鼠，美国人以“从和气质上断绝军国主义根源”为指导思想，对二者进行了一种有趣的“文化阉割”，前者永远的失去了东普鲁士这块发祥地，以及一切与普鲁士相关的地名。后者则失去了约80万把日本刀（包括缴获的军刀和民间刀剑），并被一切与武士有关的体育活动如剑道直到1954年。

　　然而，当那本著名的《武士道》（Bushido-The soul of Japan)问世十年之前，比利时家De·Lavilla询问该书作者新渡户稻造日本是如何进行教育的时候，新渡户稻造承认自己当时并未意识到日本有一种叫作“武士道”的传统，或者说，他并不认为武士道是当时可以代表当时日本大部分国民特征的一个体系。很显然，新渡户稻造是在与的接触中才逐渐产生了“武士道即日本国民准则”这一概念，他在《武士道》一书中，有意无意的将武士道与的骑士进行并列的比较，使日本人在和人格上与当时的人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地位，并且使这一点为许多人所接受，当涉及人难以理解的诸如“孝”之类的概念时，他便故意避而不谈。

　　这不仅使日本在明治时代“脱亚入欧”的进程中异常顺利，即使在因为九一八事件而使日本备受排挤的1932年奥运会上，也有超过10万名美国观众为日本军人西竹一男爵欢呼，因为后者表现出了为人认可的某些特质。1944年西竹一大佐困守硫磺岛时，美军依然试图以骑士为使他有的投降，但后者却仍以武士的方式。可见新渡户稻造为人营造的这种文化相似论的错觉相当成功，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显然并非如此。

　　西竹一男爵的儿子西泰德男爵参加纪念硫磺岛战役的活动，在“西大佐战死碑”前讲话

　　“武士”作为一种职业或一个阶级，可以追溯至平安时代，然而在江户时代之前，武士的行为准则和标准只是一些相当模糊的概念，即使在武士阶级内部，这些模糊的概念也不是被的准则。

　　这并不难以理解，在互相杀伐的，很难想象有什么准则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正如徒顶着的开心的射爆对方（英诺森三世在1139年颁布，徒以弓弩自相，违者下），武士们除了对领主表示出忠诚之外，在多数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则可言，特别是他们将自己的行为方式实践在农民身上时，往往导致后者十分悲惨的境遇，黑泽明的电影《七武士》里借农民出生的假武士菊千代之口，说出了武士和农民之间这种激烈的矛盾：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不管什么他们都会！一打仗就去杀落败的武士抢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鬼。”“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田地，，妇女，杀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

　　在这种激烈的经济冲突之下，武士阶级完全没有动机将自身的体系加诸于农民身上，正如狮子没有理由去羚羊，羚羊也不可能认同狮子的行为准则，后者也不可能接受前者的“”。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安土桃山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这个阶段，由丰臣秀吉开创的士农工商“四民”制度被德川家康继承和完善之后，农民把贡租缴纳给藩主，藩主再以俸禄的形式将贡租分配给武士，战国时代那种兵荒马乱中的消失了，农民和武士几乎完全脱离了经济上联系，双方在战争中那种势同水火的关系也得到了缓解。在整个江户时代，农民的“一揆”多针对的是收租的代官、领主，很少针对武士阶级本身，甚至也有同情农民的武士自愿加入一揆幕府，这大概就是电影《七武士》的原型了。

　　因此，作为“四民”制度的第一等人，武士阶级的文化和逐步确立主导地位的过程，首先是以与农民的经济和解作为先决条件的。

　　其次，德川幕府为了巩固封建体制的，也有意识的推崇武士阶级的文化和来作为整个社会的准则，从而以京都为中心的天皇朝廷的贵族文化，但战国时代武士那种征战杀伐、拔剑，只有简单主仆伦理的形象特征显然不适合作为和平时期的典范，于是“武士道”就出炉了。

　　因为武士的行为方式本身与当时东亚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儒学相去甚远，根本不具备提炼理论体系的基础，所以外来的儒学和佛教就成为了“武士道”的理论基础，前者以山鹿素行的《山鹿语类》中提出的“兵儒一致的武士道”，即“士道论”为代表，后者则以山本常朝和田代阵基的《叶隐闻书》为代表，前者的核心思想是“道的”，后者的核心思想是“死的”，这构成了日后武士道思想的两极。

　　武士道的奠基者山鹿素行，他主要受阳明心学影响，与朱舜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武士道经由儒学和佛教后，迅速成为德川幕府对庶民进行教育的素材，武士被推崇为整个社会的标杆，武士阶级成为其他三个阶级争相模仿的对象，当时社会上流行语“人必武士，花必樱花”可见一斑。在长达250年的和平时期中，幕府通过遍布全国各地的“寺子屋”和“乡校”将儒学作为庶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使庶民阶层和武士阶层在儒学上取得了共识，庶民以儒学作为体系，以幕府推崇的武士典范为标杆，逐步形成了一套为全社会认可的观念，因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没有科举制度的阻碍，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普通的识字率高达40%-50%，远超同时代的满清。武士道逐步由武士阶级的准则，成为整个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儒学通过庶民教育的普及既是武士道全民化的前提，也是武士道全民化实现的径。

　　而在这个过程中，位于京都的天皇朝廷几乎处于“隐身”的状态，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几百年后，天皇会同时成为武士道最的敌人和最狂热的推动者。

　　在波澜云诡的幕末时代，天皇、幕府和武士三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相当离奇的状态，幕府是武士和天皇实际上的饲主，并且在幕府体制建立起来的数百年间竭力二者之间发生关系，事实上他在这一点上确实非常成功，从藩主手里领取俸禄的武士很难对“隐身”状态的天皇有什么实际的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欧洲的封建领主之间那种“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那种状态，却又不尽相同，因为幕府并不是天皇的附庸。

　　因此，在的刺激之下，武士阶级突然以天皇的名义对幕府时，幕府和天皇双方都是相当惊愕的，从平安时代末期就失去控制的武士集团，突然又主动要求回到天皇的手里，让天皇本身都有些措手不及。表面上看这是日本国内天皇、幕府、武士三者之间以武力对抗形式的利益再分配，实际上确实日本在的影响下，封建国家逐步解体，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

　　然而，作为武士阶级的武士道所提倡的那种多元分散的主仆，和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提倡的那种一元化的天皇，是有着根本性的矛盾的，这也注定了二者之间的蜜月不可能长久，冲突首先发生在军队中，武士作为封建时代的军事贵族，天然的与国家军队的体制不相容，武士出身的士兵不能与庶民出身的士兵和谐相处，也不接受庶民出身的军官的指挥和领导。尽管明治进行了废藩置县，但封建时代养成的藩本位制度却严重阻碍了军队的组织，这一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并导致了日本海军和陆军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这种尖锐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明治3年守旧武士刺杀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的事件，然而在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中》，这一事件反而被编排为大村益次郎派人暗杀武士西乡隆盛（电影里叫森胜元），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反向操作。

　　明治清楚的意识到，在夺取天下之后，旧武士阶级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新的民族国家里，决不能倚仗武士军队作为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因此，与不服从的旧武士，建立近代国民军队，成了明治迫在眉睫的任务，兵制的主导者山县有朋大将说：

　　“为了建设近代国家,迅速实现中央,又必须地方频发的士族,因此无论如何有必要通过一般国民的征兵来组织国家军队”

　　按照这种“国民皆兵”原则组建起来的国民军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皇军”，“皇军”由部分思想，能够接受明治军事的武士，和大部分征召入伍的平民组成，皇军的建立，象征着明治决意由垄断全部的性，这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准则，贯彻这一准则，也就意味着和自古以出租为生的武士阶级的公开，双方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

　　“皇军”和武士的公开冲突终于在明治10年（1877年）以西南战争的形式彻底爆发，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在斗争失败后回到鹿儿岛，领导一批对不满的“不平士族”，发动一场意图不明的叛乱。意味深长的是，因为长达千年的武士文化熏陶和德川幕府两百多年的武士育，由平民组成的“皇军”在战争一开始对与叛乱武士作战心怀恐惧，连许多武士出身的“皇军”指挥官也都持败北主义思想，不相信手下这群庄稼汉能够与征战千年的武士作战，甚至有士族出身的军官嘲笑自己的士兵：

　　除却武士育以外，一般平民还受江户时代流行的能剧、净琉璃戏、狂言等戏剧的影响，认为武士“忠勇无敌”，平民军队根本不是其对手，“皇军”出征时，许多百姓在边看着这些新入伍的农家子弟指指点点，认为他们是无谓赴死的傻瓜，一上战场就会被武士军队斩杀殆尽。

　　然而战争的却和他们的想法大相径庭，尽管叛乱的武士展现出了相当高的军事素养，在复杂地形以武士刀为武器对明治军进行白刃战突袭掀起人体残肢和血肉风暴的作战方式也确实让平民出身的“皇军”感到胆寒，因为伤亡惨重场面骇人，平民军队出现了畏战情绪，明治不得不组织精通剑术的旧武士组成拔刀队，对西南叛军的白刃突袭战术进行反制。

　　但随着战争的持续，叛军的弱点逐渐出来，他们既缺乏可靠的兵员补充，也没有稳定的弹药补充，更缺乏可以攻坚的重武器，最要命的是叛军缺乏一个目标明确的作战计划，连叛乱的领导者西乡隆盛本人也不知道叛乱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尽管带给“皇军”相当惨重的损失和心理阴影，叛乱还是以西乡隆盛切腹而宣告失败。

　　尽管明治和“皇军”赢得了西南战争，但旧武士在战争中表现出的作战技巧和无畏也深深的震撼了他们，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剧武士西乡隆盛战败后反而成为的偶像，被作为践行武士之道的典范而受到民间，战死和战后被的叛乱武士也受到广泛的同情，明治在尴尬之余意识到另外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实质是共同体的重建，而共同体的重建必须依赖共同记忆的重构，正如H.Richard Niebuhr所说的：

　　没有集体记忆,没有共同体认可的过去,就没有真正的共同体。要想形成共同体,必须建立共同记忆……共同记忆的多寡决定我们之间联接的程度。

　　西南战争的结果表明，日本构建整个国家共同记忆的最大公约数无疑是武士道，但西南战争的结果同时也表明，旧的武士道不能和新建立的近代国家体制相容，于是明治立即开始着手构建“新的武士道”，平定武士叛乱的次年，陆军卿山县有朋颁布了《军人训诫》，其中强调：

　　我国古来武士之忠勇为主,自不待言也。可为勇士之龟鉴者,世世莫不有之……我日本帝国之人民,以骁勇之名光耀于四邻,彼我之史乘皆有显著记载。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传受,我等血脉中固有之遗物,愿保存,传之子子孙孙,勿以不忠卑怯之污名毁伤祖先之遗物,此乃我等之衷情也。

　　这份《军人训诫》里有两个很关键的信息点，一是将武士道的承载主体进行了转换，由武士阶级变成了“日本帝国之人民”，二是强调“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传授”，把第一点用“自古以来”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份《军人训诫》标志着明治开始用“新的武士道”取代“旧的武士道”来完成民族国家共同记忆的构建了。

　　明治15年，又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军人敕谕》，除了再次强调“新的武士道”之外，还对“旧的武士道”进行了猛烈的，针对社会上西乡隆盛的，这份《敕谕》里严厉的道：

　　自古或立小节之信义,而误大纲之顺逆,或迷之理非,而守私情之信义,虽为英雄豪杰,可惜遭祸灭身,留尸上污名于后世,其例不少,当深。

　　《军人敕谕》的发布标志着在通过经济上铲除武士阶级赖以存在的基础（废藩置县、秩禄处分），上废除武士阶级赖以的（废刀令），最后在上消灭仍不服从的武士（西南战争）之后，明治完成了对旧武士道的，而明治建立的“新武士道”虽然保有武士道的名字和外表，核心却是披着武士道外皮的军国主义，是如假包换的来自普鲁士的舶来品。

　　为了使人民信以，明治组织理论家对“新武士道”进行了一系列完善，1908年, 山方香峰出版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新武士道》, 称:“日俄战争是国民以武士道的形式开出的最美的花”，标志着新武士道，或者说军国主义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

　　鸠占鹊巢的军国主义武士道对旧武士道中一些不符合自己意志的特点进行了，因为满清在19世纪表现出的一系列、、消沉的状态，使日本原本对满清的审慎、防备态度逐步变为歧视和，作为国家的武士道中居然有大量国家的思想，让日本的“历史发明家”感到尴尬和耻辱，一些日本儒学家开始有意识的将“新的武士道”与“旧的武士道”中的儒学基础剥离开来，针对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中关于武士道收到阳明心学影响的观点，井上哲次郎道：

　　并的：“（武士道）笃于实行,与王学(即阳明心学)相比,有优无劣”，针对武士道“去儒学”后的空洞现象，井上哲次郎提出武士道的核心是“皇道的武士道或神道的武士道”，这个核心用通俗的的语言解释就是：“天皇，毫无保留的赴死”，这和传统武士道“忠于主君，适时去死”的观念差距巨大，为了抵消西乡隆盛这些旧武士偶像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明治无限拔高和推崇南北朝时期为天皇而死的武将正成，除了在明治五年建成了专门祭祀正成的凑川神社（又名楠）外，又于1904年由东京美术学院的学生铸造了正成巨大的青铜雕像，竖立在皇居之外，象征世世代代天皇。

　　至此，明治完成了对旧武士阶级和旧武士的摧毁，和新武士阶级和新武士的重建，所谓“新的武士阶级”就是“天皇陛下的军人”，被武士阶级了千年之久的平民阶层，经过江户时代200余年的武士道熏陶，终于在明治时代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武士身份，与丰臣秀吉时代要期待主君施舍和恩赐不同，明治时代的平民们只要愿意拿起枪为天皇赴死，变摇身一变成为“皇军”，也就是“天皇陛下的武士”，明治给他们的“武士”让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拥有了古代武士生杀任情的，他们急不可待的期待在军事扩张中，把旧武士阶级在他们身上上千年的那种妄为的，在被侵略国家的人民身上。

　　在“皇军”建立的早期，这种“武士”尚不明显，在日清战争和之后的辛丑拳乱中，日本军队表现出的一系列类似于军队的特点，甚至受到的赞扬。但随着日本对“新武士道”大力推崇和对军队行为有意识的，主要由平民组成的“皇军”开始以武士的姿态将曾经遭受的种种不幸加诸被侵略国家的土地上。

　　如果比较德队和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就不难发现，除了二者共通的人性之恶外，前者的多数显示出明显的组织性，即“我被命令”，而后者的往往缺乏组织性，更多的表现出一种类似用放大镜烧焦蚂蚁一样的，恶童式的妄为，即“我有”。进一步仔细观察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会发现类似为了彰显权威或测试刀剑锋利程度而进行的无意义、戏谑性的、无目标的劫掠和报复性的纵火，其实和数百年前的战国时代武士在战争中对日本农民做的事情几乎一模一样。这些“天皇陛下的武士”只不过把“主君的武士”曾在他们身上的，加倍之后在了其他国家的农民身上。

　　为了加强这种“武士”，日本力图使“皇军”和古代的“武士”建立某种和文化上的联系，1933年，荒川五郎、栗原彦三郎等在东京向日本提出复兴日本刀剑的案，以重振日本传统及文化，获得一致通过，日军决定为军官配发武士刀样式的新式军刀，以使“皇军”的“武士”进一步强化，国内观点普遍认为此举是受喜峰口之战影响，实际上这一提议在喜峰口之战前就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中日在喜峰口爆发的白刃战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过程而已。

　　注意画面右上角，表现了日军当时装备的西式军刀被29军官兵的大刀磕断的情形

　　然而，尽管都是“天皇陛下的武士”，阶级和出身还是悄然的在“武士的象征”上显露出来，旧武士和贵族出身的军官，常将祖传的刀装上军刀的刀装，以彰显自己的身份，这些刀都由日本玉钢由传统工艺锻造而成，而下级的军曹、曹长配发的95式军刀用的却是用“陆军规格刀剑钢”由工业方法锻造后油淬的，连刀柄上的柄系和三联樱目贯都是用铝或铜而成的。然而偏偏是这种根本算不上日本刀的“铁棒”（指没有经过“本锻炼”由工业钢切削锻造成型后油淬的机制刀），制造了二战中第二多的冷兵器（第一多的是30式刺刀）。

　　出身的军曹和曹长们挥舞着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仿佛古代战场上掌握生杀的武士，在敌国的土地上敌方的军人和平民，斩首俘虏，仿佛在践行数百年前武士“切舍御免”（武士可以斩杀平民），充分满足了自己的“武士”，日本也乐见其成，在古代作为精锐战士而成本高昂的武士，现在只要在征召令上贴上4分钱邮票，便能为了天皇和国家而毫无保留的赴死，恐怕比古代的武士还要干脆些。战后有日本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

　　天皇陛下的武士了，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了，当时就是那么认为的，于是就不分对错的斩下去，后来看到整个联队的人都像牲畜一样被在太平洋的海岛上，才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只不过值4分钱的邮票而已。

　　“武士道”作为武士阶级特有的伦理，在江户时代定型后，经过200余年的儒学教育，逐渐深入，终于被明治当做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构建共同记忆的原始素材，表面上武士道上升为国家，从而发扬光大，而实际上这个过程正是武士阶级，武士道的过程。明治的历史发明家们创造的“军国主义武士道”表面上看起来是旧武士阶级在新时代的传承，实际上却是建立在旧武士阶级血与骨之上的虚假仮面，当“天皇陛下的武士们”掀开颊当（日本武士盔甲上的面具）时，大多数露出的无疑是一张张急着去赴死的农家少年的面庞，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张4分钱面值的军用邮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