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遭性侵造成多大？这些运动员说出自己的故事
近日，红黄蓝幼儿园被曝虐待儿童，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国外，这一现象有一个专有名词ACE（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童年负面经历），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专家塞斯-波拉克研究表明，有过类似经历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出现各种心理疾病，甚至引发严重的生理疾病。
波拉克指出在这些孩子的体内，和压力相关的激素就像漏水的水龙头一样持续不断，甚至一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带来焦虑和紧张，事后，他们也很难从中恢复。童年创伤往往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自动愈合，它们只是隐藏了起来，直到成年后才演变为器质性疾病而重新出现。
2017年4月27日，年仅26岁的女作家林奕含被警方发现于自家卧室上吊，小时候，她有过被老师的经历，后来创作了一本故事类似的小说。生前，她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故事、摧毁了我一生。”最终，她还是没能鼓起活下去的勇气。
虐童这一现象，并非个例，就算我们熟悉的NBA球员，也有不少人在童年时期过各种形式的虐待，而其中最极端的案例，就是性虐待。
肯扬-杜林，是一个球迷们比较熟悉的名字，他效力过7支NBA球队，和易建联做过队友。5年前，杜林在参加一档节目中揭开了自己突然选择退役的原因。当时杜林表示，童年时曾遭受的性虐待导致自己当年夏天崩溃，这是退役的直接原因。
“那件事第一次发生时，我只有五岁，后来还发生过好几次。”谈到童年时的性虐，杜林说，“施虐者有男人也有女人。有一个施虐者是我哥哥的朋友，当时他好像十三四岁，他逼我看影片，对我进行性。也有一些施虐者是我家附近住的女人，年轻的和上年纪的都有。我想，当时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我以为这就是一种正常的事。但很遗憾，我错了，那时我还太小，连施虐者到底对我做了什么都不明白。”
2012年夏天，杜林隐藏了多年的秘密，却让他的崩溃了，他开始产生，行为举止就像是刚从战场上回来，患上创伤性紧张的老兵。一个邻居看到杜林举止古怪，对邻居的孩子们态度，就打电话报了警，把他送往医院评估，他被要求在病院接受治疗，几天后，他才被允许出院。
经过考虑，杜林决定把童年的讲出来，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帮助身处类似情况下的孩子尽快寻求帮助，或者能潜在的施虐者在毁掉别人的人生之前能中止这样的行为。
“在NBA，还有不少球员有过和我相似的经历，但他们没有勇气把这些事说出来，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杜林说。
肯尼-安德森，资深一些的球迷肯定知道这位控卫，他在1993-94赛季曾入选过全明星队。这位前全明星球员，在童年时期同样有过被性的经历，而且不止一次。
“当时，我的母亲很严重，她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我。我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被两个不同的性侵了，其中一个还是篮球教练社区的教练员，”肯尼-安德森在接受记者大卫-罗斯采访时说，“那给我带来了长远的影响，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法信任一个人，也没法喜欢一个人，它让我在生活痕累累。”
对于任何一个过类似经历的人来说，在面前敞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肯尼-安德森决定迈出这一步。他还出了一本自传，通过这种方式说出内心隐藏多年的苦楚。他知道有过类似的人很多，他希望自己的勇敢能改变一些人的生活态度，帮助他们走出童年的阴影。
“这么做的底线，”安德森在采访中说，“是能够帮助到一些人，让他们看到肯尼-安德森不为人知的一面，我原来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但现在我改变了想法，如果其他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也能这样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去，说出自己的故事，感觉可能会好一些。”
不只是NBA，美国其他职业联盟也有类似的球员公开过自己童年虐待的经历。拉维拉努斯-科尔斯，前NFL纽约喷气机队的明星外接手，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纽约邮报》的一篇报道中，科尔斯透露自己在10-13岁之间被人实施过性虐待，而那个施虐者就是他的继父。
1992年，这一被后，他的继父被判处9年，而在2001年，由于涉及另一项严重，他至今仍未被。
“一直以来，我都想把这件往事彻底忘却，”科尔斯表示他的内心常常会感到孤独，“我认为，作为一个男人，当你受到这样的时，你不知道别人会如何接受这件事，不知道别人会怎样看待你，这一切会困扰你的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科尔斯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身为人物的他，觉得自己有一份社会责任，去引导和他有类似的人。“我想我已经足够成熟去处理这件事，去帮助那些孩子们。”
和这些男子运动员一样，不少女运动员们也曾有过童年待的经历，她们的数量甚至更多。
布雷娜-斯图尔特是2016年WNBA选秀状元，她曾带领康涅狄格大学夺得NCAA女篮冠军，现在效力于WNBA球队西雅图风暴队。2017年10月30日，她在“球员论坛”网站发表了一篇标题为《ME TOO（我也是）》的文章，坦言自己在童年时也曾性虐。斯图尔特的这一举动，是为了在社交上关注性侵现象的活动。
斯图尔特在文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描述她是如何一位男性邻居长达数年的性侵，并最终选择篮球成为自己的避风港。文章感人而又充满力量。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还是那个11岁的小女孩，只想去训练，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心理治疗，我不想谈论那件往事，我不想回忆起那的瞬间。那是我总是试图把它丢在架子上，尽可能避免触及的一段人生经历，”斯图尔特写道，“但那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我曾经泪流不止，当我和某些我在意的人说起那些事时，我就会哭个不停。谈论我经历了什么，解释这一切，那几乎要我自己。那些场面总是无法避免地出现在脑海里，有时候就像是一场噩梦。”
斯图尔特不是唯一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女子运动员，和她一样，还有其他女运动员也加入“ME TOO”的行列。体操运动员马洛尼、足球运动员瓦姆和大学女篮球员克拉尔登都站了出来，公开自己童年虐待的经历。
解决社会上的虐童问题，也不能单纯依靠法律进行事后的。最关键的还是要做好事前预防，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常常被称为“爱打告”的国家。如果你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中、锁在车内或者孩子的方式过于，你都会被周围的邻居或者人举报。
难道美国人就天生爱管闲事？其实不然，因为美国的《儿童虐待预防法案》中了严格的“强制报告制度”，它任何一旦发现儿童的权益可能遭受，就应马上向有关机关举报。如果没有尽到举报的义务，他们一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NBA联盟也制定相关的法案，球员们有任何家暴或者虐童的行为，一旦发现，不贷。
正是由于法律赋予的义务和责任，让更多的普通开始重视虐待儿童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大量处于萌芽状态的虐童事件。
儿童，是社会的，需要有人监护照看，但他们接受监护照看的地点往往是一种相对私密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的私密性，才让个别者、。
因此，杜绝虐童事件的一再发生，除了法律需要不断跟进完善外，作为最容易发现这些问题的普通人，也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我们更加要引起重视，起到监督的作用。
